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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把福尔摩斯从一个单纯的侦探,福尔摩斯则是导演Guy

2019-11-15 08:56

  千言万语先说一句:内有剧透。

“谢谢你们有这么古怪的口味”,刚刚揭晓的金球奖,小罗伯特•唐尼拿到了喜剧类的最佳男主角奖,在一番“没有准备,不知道该感谢谁”的说辞之后,他感谢了颁发这个奖给他的记者协会(金球奖的主办方)。他因为在《大侦探福尔摩斯》里扮演男主角,也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而得到了记者协会的青睐。

  墨水里和屏幕上的福尔摩斯分别从某种程度上响应了诗人奥登W.H.Auden对于打造天才的两个定制条件:前者符合现在性nowness;后者则是持久性permanence。不同于纳博科夫对现在性的弱化定义,柯南道尔笔下的名侦探所逡巡的是维多利亚鼎盛时期那日不落的奢华与罪恶、光明与黑暗、谎言与真实。小说本身也因为承载着朴实的叙事和扎实的“证据”所以历来为艺术史学家拿来钻研当时当地的语言、时尚和观念等社会“表情”。相反,这部刚翻拍的“持久型”福尔摩斯则是导演Guy Ritchie通过把原著人设组合重装再设置了好莱坞主程序和歌特式零部件的真正意义的“钢铁侠”。他耐打、扛摔、“相机”眼,而且还防水、防爆、防女色。电影里就算说他是当时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有人信。

“古怪的口味”真的很适合这部电影,看过柯南道尔原著的人们,千万不要指望你能在里面看到那个披着大氅、戴着法兰绒帽子、脸型瘦削,手指细长的侦探。可能唯一和原著还比较贴近的,就是著名的烟斗,但不得不承认,小罗伯特•唐尼版的福尔摩斯把烟斗抽出了完全不同的风采。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个福尔摩斯,很像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蓝领工人,套个去年春晚开始流行的说法,非常地“纯爷们”。影片的开始,这个长得虎头虎脑的福尔摩斯阻止了一个类似邪教组织的现场犯罪。出场没有几分钟,他就展示了一番硬桥硬马的西式搏击术,扫清了一个把风的小喽罗看守的道路。这种展示肌肉的冲动,一直延续贯穿了影片剩下的部分。有《搏击俱乐部》一般的地下拳击比赛,慢镜头会告诉你福尔摩斯是如何灵活地击败了比他大好几号的对手,还会告诉你,福尔摩斯有结实的肱二头肌,更有优美的六块腹肌。尤其是码头造船工厂迎击一个秘密组织派来的超级杀手时,福尔摩斯要应对该杀手用一整艘船作为工具,来击打他和华生医生,上演各种打斗与闪躲,有种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的著名角色)附体的感觉,唯一的区别只是没有那些神奇的高科技铠甲。

  如此能耐的人设也需要一个复杂、艰险的社会舞台,这就是19世纪末的伦敦。影片留给我的take home image也就是那座尚未完工的伦敦塔桥和头悬桥梁的五角星教教主男反1号,还有就是福尔摩斯和艾琳面朝泰晤士河、秋心荡漾的寥寥背影。那时,才子佳人并肩而坐。艾琳指着繁华尽处的阴霾说:“这真是风雨欲来。”福尔摩斯:“吾爱,君之念卿不在朝暮,良辰美景也是虚设。”
  经过图像处理的天空色调是丝绸质感的,这大概是日不落帝国最美丽也最丑陋的天空,就像她虽见证,却从不表态;虽宽广,却不知满足。遗憾是剧中的两人对爱情并无更多注脚。原著里本应是冰雪聪明的艾琳和盘供出了幕后“黑衣人”boss Prof. Moriaty的指使以此强烈暗示续集的可能,而福尔摩斯也毫不客气地抢了艾琳之前偷来的鸽子蛋钻石送了华生当“嫁妆”。其实,女性主义评论家大多抨击福尔摩斯的家长主义做派。而微腐如我更为剧中男1、2号的微妙勾搭关系所动。尤其是福尔摩斯和华生被拘留时小两口关于分居事宜的大口角,什么谁的狗、谁的衣服、谁的新欢的,非常之狗血和鸡毛。裘德洛也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其实导演和福尔摩斯都想把他华生掰弯——让他当“阴”、福尔摩斯是“阳”(不得不感叹导演编剧对“阴阳”学说的理解力)。
云顶娱乐官网,  男人间的兄弟情谊在今天能引人遐想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女性的压抑,就像福尔摩斯对女性的偏见、柯南道尔笔下英帝国的“阳刚”(华生是从当时阿富汗战争荣誉回国的再就业医师)、以及人物关系中艾琳的点缀作用(福尔摩斯似乎更爱她的男人气和狡猾精明)。即使是福尔摩斯时不时拉小提琴的艺术发挥也是服务于破案思考而根本无关儿女情长。
  确实,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就像是尼采的“超人”,时常因个人心疾而困,无法与社会正常交流。再加上具备十分的精英情结,他总是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样的多愁善感挂在嘴边(“My life is spent in one long effort to escape from the commonplaces of existence.”-The Red-Headed League)。在电影里,福尔摩斯出于拆散华生和玛丽的别扭心理,在刚见面的时候就摆着Lie to Me里Dr. Cal一样的臭脸把玛丽从头到脚毁了一通,比如项链是借的、之前有过结婚对象等。虽然最后有补过送钻戒一出,但还是可以想像当时富裕的伦敦中产对珠宝和女人并无《色戒》中上海租界嗜之如命的悲剧心态。而福尔摩斯顺了艾琳的项链反而是因为他更欣赏艾琳身上其它“闪光”的东西。

这些动作戏,恍惚间会让人有些困惑,侦探究竟是靠脑力来劳动,还是靠体力来劳动的呢?如果以前柯南道尔的小说,让人们的印象偏重于脑力的话,那这部电影一定是来提醒人们,做侦探也是一个体力活,体能不足,光抽烟斗研究科学,是没有用的。柯南道尔笔下那个潜心笔迹学,注意推理逻辑性的英国绅士,变身蓝领之后,就会因为没有接到工作,而烦闷到枪击墙壁,用子弹在墙上射出一些字母;性情也与冷静、沉稳之类的词似乎毫无关系,好像一个有人际交往障碍的怪人。而且他还对搭档华生的个人生活十分不满,似乎就希望华生陪伴在他的身边,甚至不惜对华生的未婚妻口出不敬。而他自己又对一个国际女神偷着迷不已,还要上演在屠宰场这样重口味的地方英雄救美的戏码。看着女主角身后一扇扇猪肉被工业革命带来的大机器麻利地对半切割开,福尔摩斯和华生都一脸肮脏地在猪肉林中挣扎,钟情于原著里那个形象的人,大概心中只会有一个词:情何以堪。

“燕雀也知,鸿鹄之志。”

而说到科学,这部以体能和冒险来诠释福尔摩斯特征的电影,一开始还真的很容易让人彻底把科学这个词抛往脑后,或者至少会把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彻底忘记。幽暗的伦敦街区,伏地魔一般会“死而复生”的头号男反角,各种很难说是科学仪器,却很像是炼金术士所用的器具,还有各种诡秘的圣殿式建筑,这一切都会让哈里•波特这个名字不停地浮现出来,很多时候都不禁要担心,福尔摩斯会不会走进9又3/4站台,突然就消失了,甚或觉得,他如果突然开始扔掉枪,而是挥舞一支魔杖,似乎都是有理由的。编剧把福尔摩斯从一个单纯的侦探,上升到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的地位。果然是所谓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一个能打能跑还顺便能推理的大侦探,不拯救一下危难之中的世界怎么行呢?不过,这样一来,又让人忍不住想起了日本的《名侦探柯南》的剧场版,也是有很多次需要拯救世界,简直让人怀疑编剧会不会是一个日本漫画爱好者了。

  1890年代的伦敦正是帝国巅峰期,此时伽利略早发明了“放大镜”、达尔文也发表了《进化论》,因此经常搞坊间咨询和公费旅游的福尔摩斯(“consulting detective”)自然要业务水平高、破案经验多。这正符合当时维多利亚中产对社会多元龟裂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犯罪事件频发的畏惧,当然还有工业革命后人们对理性和专业的推崇。福尔摩斯的一句名言是“Crime is common. Logic is rare.”他对信息的处理也完全符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证主义治学的思路,也就是从线索的搜集、分类和删减到对细枝末节的洞察和一系列的假设检验都遵循着他从Charles Sanders Peirce那拿来的溯因推理法(abductive reasoning)。他的说法是“Never theorize before you have data. Invariably, you end up twisting facts to suit theories, instead of theories to suit facts.” 在电影里,导演为了符合观众们的暴力恶趣味增设了许多打斗情节。打戏的套路是男1往往先被打得四处找牙然后才如有神助地绝地反攻让打手脑浆迸裂、五体嵌墙。但为了弱化夏洛克“钢铁侠”的本质,渲染福尔摩斯的专业功底,后期加工将打戏作了变速处理的同时还旁白夏洛克装13的攻击设计。福尔摩斯本来就深谙人体结构和医药,所以对打斗步骤的设想、部位的选择以及hp杀伤值的评估都非常精准。
  当然,在Punch Bowl的这场打斗也说明了福尔摩斯本人对变量预测的自负,也就是信奉所谓的“唯一正确解”。这也是溯因推理的软肋,因为大多数人仅仅由自己经验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来决定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再加上工业革命所代来的标准化和均匀化让人觉得似乎统一而系统的外部认识(也就是常识)是有益社会运行的。夏洛克基于对城市面孔长期而细微的观察,对城市社会各阶层、英帝国各异族的人们都能进行又快又准的分门别类。这也是福尔摩斯在当时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替代了封建时代身份识别的旧体系也有效的识别了新贵族和他们的社会坐标。这种针对衣着、动作和语言的按图索骥后来也成了弗洛伊德所极力推崇的个体观察方式。以至于到了福柯,这些社会面相的类型学索引本就被讽刺成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工具和现代风纪管教系统(Modern Disciplinary System)的“成见”,因为他亦认为人是可计算的人。当然,柯南道尔很清楚这一点,反派“墨悌”教授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平衡福尔摩斯的这种过分算计的自负。在电影里,“墨悌”老师更是雇了福尔摩斯的The Woman来施美人计迷惑他。这也间接说明inhuman的特质在实际社会工作中是行不通的。
  在类似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也表达了这种对“他人”认识的困惑。爱伦坡在《众之人》也说过,“你看那花团锦簇、服饰相似的女人们,在人群里你根本不知道她是淑是娼。”而在阿加莎的小说里(尤其是马普尔系列),真正的犯人则往往是最不起眼的那个,比如某个甜心小老太,某个体面而低调的绅士或淑女,还有即兴谋杀但善于掩盖证据的生手。不仅如此,对于柯南道尔来说自然环境也是影响人们心理、行为的重要侧面。在《福尔摩斯探案集》里暴风骤雨和伦敦烟雾是最佳作案天气,相比之下,阿婆的那些“阳光下的罪恶”、村子里鸡犬相闻的刺杀和下午茶发生的投毒都深刻的揭示了英帝国城乡生态环境的差异。

好莱坞出名的美男裘德•洛(Jude Law)扮演的华生医生的形象,与原著小说里的谨慎小心有不小差别,居然是一个赌徒。他也远不是原作里那般矮胖,,行事有一尘不染的做派,简直就是维多利亚年代的时尚青年。小罗伯特•唐尼相反就像一个错走到了伦敦街头的波德莱尔,很难说他像一个侦探,倒是更像一个在那个年代被视作放浪形骸的诗人。他们俩之间被拍出来的兄弟情谊,也如同《魔戒》之类电影当中的男主角之间的关系一样,让人有些浮想联翩,当然这也是最近这些年好莱坞电影的又一个新卖点:看花样美男玩暧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个剧本本身,改编自欧美流行的漫画版《福尔摩斯》,作者莱昂纳尔•威格拉姆(Lionel Wigram)也是电影的制片人和编剧之一。而导演则是导演过《两杆大烟枪》等等的盖•里奇(Guy Ritchie)。他们俩的出现,基本就可以解释这个电影何以呈现如今这个面貌的原因了。威格拉姆是赋予福尔摩斯和华生动作英雄内涵的人,他曾经说过这是对两个人的新发掘,柯南道尔对他们的描述里本身就包涵了这些潜能。而盖•里奇则成功地将他心目中集中了蓝领青年的伦敦城区穿越时空地搬回了维多利亚时代,除了色调上的区别之外,很多场景都让人想起了几年前同样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犯罪片《来自地狱》,而后者的罪案主角,就是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两部电影里也都出现了秘密会社,照此来看,产生一部《福尔摩斯大战开膛手杰克》的电影,也并非不可能。倾心原著的人,可能会对这部电影心生抗拒,但热爱这部电影的人同样很多,它甚至成为了盖•里奇在市场上最成功的电影,也许维多利亚时代没有被过滤过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并没有那么多传说中的绅士。

  总体来说,正是因为帝国全民“爱理性”的情绪让福尔摩斯对教育和知识有着一种“天然”的崇拜。以至于当他遇到了导演根据丹布朗小说反派套路捏成的五角星教教主时,他的第一冲动就是打倒迷信、辟邪说。有趣的是,电影里的邪教叫Temple of Four Orders,这个组织和The Da Vinci Code,The Lost Symbol等小说都提到的共济会有着几乎一样的组织章程(高层戴大戒指)和崇拜符号(金字塔和异教符)。对埃及原始文明的狂热崇拜是19世纪欧洲殖民国家的普遍现象。不仅如此,电影里福尔摩斯和男反1号第一次交锋的牺牲仪式就是在伦敦的一个共济会会堂和圣保罗大教堂拍的。除此之外,影片里炮灰男Reordan的实验室和221B的布景也都事无巨细的排布了本片推理所需的所有具有科技含量的大小线索。比如,实验室里的生煮青蛙、老鼠招魂、地图标记、粉蒸白猪、希伯来数字、拉丁标语和各种异教徒咒语。贝克街221 B也是相似的杯盘狼藉:人体裸像、未付帐单、伦敦地图、泰晤士报、手绘解剖图、东方手工地毯、以及各种易容工具。这些都是导演为粉丝阵营所特设的小说再现“彩蛋”。(希伯来文化一直崇尚属灵的起源,而希腊人则认为人为法和实证法的理性构架才是国家形成之渊薮)。
  再提现在性,小说和电影都说明了为什么天朝盛世的维多利亚时代会有邪教和灵说的流行。柯南道尔的解释是多元文化和城市疏离现象的存在。在小说里,福尔摩斯行万里路、说多国话和各王宫贵族都有业务往来,但同时也是个超级大宅人、没有事件不出门还生闷气乱射枪。这是帝国盛名之下“岛国心理”的必然,因为随着帝国的扩张,社会网络的层分、社区人际的疏离以及阶级的冲突让各种不稳定因素突显并胶着,以至于出现让邪教渗透和横行的空间。因为怕寂寞,所以被蛊惑。电影里毒瘤入侵的五步走也是遵循:女人、科学怪人、亲戚(男反老爸)、权贵、上下两议会。多元文化在电影里则表现成了夏洛克智斗法国巨人。而论及公众文娱生活空虚时,他跟华生则是调侃当时伦敦上演的Don Giovanni。研究Mozart的学者一般认为其实他这一版的唐璜个性冷酷、横征暴敛但竟背景空洞、不畏死亡,简直是资本主义的放浪神魔(libertarian daemon of capitalism itself)。
  福尔摩斯和苏格兰场的合作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效力政府智囊的原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英国官僚体系不能承受过多的实用主义福尔摩斯们,它天然的呼唤法律和秩序。因此警长Lestrade作为政府公务员在警局为邪教爪牙所控制时也必须藏着掖着地帮福尔摩斯里应外合。除了这些帝国的隐性建构之外,电影对当时伦敦的重现也算是成功的。机械化杀猪的屠宰场、大型货船的船坞和码头以及错综复杂的污水处理管道和人潮涌动的肮脏街道都反映了当时伦敦城市生活的丰富。
  如果说艾柯是以《玫瑰之名》拿侦探小说的胚子给符号学画皮,萨特用戏剧给存在主义哲学布景,那柯南道尔则是用华生的口吻来叙述帝国春秋。对于Ritchie导演来说,《福尔摩斯》就只是一部跨文本杂糅的cult movie罢了。在今日政律界,即使是波斯纳R.A.Posner这个一直诟病福尔摩斯本人专业技能的法官加法学家也对福尔摩斯文化本身的cult属性点头称是(他本人是经济法学家和法律-文学运动的主要批评家。他的“肯定”要比他庭上通过的“上诉”稀缺)。而且,Guy Ritchie炮制的帝国也恰恰迎合了艾柯对于打造cult movie的要求——创造性毁灭,即是把原著系列小说套路打破重接、把每个故事串在一起来讲新故事,以此昭示一种赤裸裸的混搭和失调。这种改编应用的跨文本框架被艾柯称为将正常电影变邪典的“魔药”。因为观众记忆里对原著忠诚的刻板印象被撕裂成电影里大珠小珠落“一盘”的“彩蛋”。这些桥段让观众又爱又恨是因为它们既熟悉又陌生、既真实却也不值一提。艾柯就曾对此狡黠地引了典:Apres nous, le deluge. (After us, the Deluge).是的,我们都无意也无法在乎那些身后事。想必便是柯南道尔重生也无所谓帝国的烟雨和粉丝的忠贞了。
  最后说明,我并不是柯南道尔的“理想读者”,因此我认为本片值得推荐。尤其喜欢Hans Zimmer的配乐。

Stadium 10, Durham, Dec 3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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